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在京召开
（信息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日期：2020-11-28）
2020年11月28日，由中国金融学会主办的“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金融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曹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阎庆民、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郑薇发表主旨演讲。
周小川以“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为主题，指出传统通货膨胀度量存在较少包含资产价格、可支配收入计算、劳动付出影响通胀感知，以及可比性不足等问题，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带来挑战。需深入研究通胀概念与准确测度，更好理解货币政策与通胀、通胀预期的关系。
刘桂平以“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新发展格局”为主题，从理论和现实角度，明确提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双循环，强调了金融业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体现高水平开放要求，更好支持和促进新发展格局、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和化解风险，同时深入阐述了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着力点和政策选择。
曹宇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有效金融监管体系”为主题，围绕银行保险监管工作，强调了严监管、强监管政策方向，明确专业专注、依法合规、促进市场主体活跃度和正向激励的政策导向，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保护消费者权益，防范金融风险。
阎庆民以“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主题，提出从增强产业先进性、公司治理有效性、监管适应性等三个方面，优化上市公司质量，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郑薇以“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为主题，分析了“十四五”时期外汇改革开放的逻辑，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外汇管理新体制等方面，提出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的路径和方法。
本次年会设置了主题演讲和四个分论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宏观政策选择”发表主题演讲。四个分论坛的议题分别为“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加速双循环格局建设”“绿色金融与30·60目标”和“中国养老金发展与养老财富储备”，20余位专家学者在分论坛发言。
与会代表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围绕金融支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展开深入研讨，在建设高标准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金融科技引领更好服务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于金融改革发展全过程等方面凝聚了共识。
来自金融管理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中国金融学会的代表参加了本次年会。
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在“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的演讲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各位来宾，上午好！
非常高兴又能够参加中国金融学会年会，首先预祝这次学术年会和论坛年会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学会年会和论坛年会一起召开，相信对金融界的学习与研究、交流与讨论，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既然是学术和论坛年会，按照传统，大家都选一个题目讲一讲，而非仅仅做一个致辞。本次年会主题是“双循环”，我在这个问题上正处于学习和体会的阶段。今天，我将就通货膨胀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9月份我在参加“上海货币论坛”时，初步讨论了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问题，昨天发表在“央行研究”上。今天，我将对此做一个概要的介绍，希望与会代表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都处于低通货膨胀或通胀紧缩的状态。低通胀对央行货币政策的挑战也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涉及到菲利普斯曲线是否继续适用、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否适用，等等，这在一定程度动摇了通货膨胀目标制。我在9月会议的前一天，看到了辜朝明（RichardC.Koo）的文章，大家都知道，辜朝明写了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大衰退》，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既讨论了日本失去的10年、20年的衰退过程，同时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衰退进行了讨论。他在文章中提到，通货膨胀目标制现在基本没用了，甚至可能带来资产泡沫。以往货币政策教科书和实践的概念是，如果货币供应量过多，会通过传导机制反映到物价上，价格上升形成通货膨胀，反过来要求调整货币政策。现在这个规律受到挑战，有三个环节可能出现问题。第一，货币概念和范畴可能变了。第二，从货币到通胀的映射关系出了问题。第三，通胀的概念、范畴和度量出了问题。前面两个问题已有诸多讨论，在此重点讨论第三个问题。这里说的通货膨胀是指价格型通货膨胀，也就是以物价指数为代表的。
首先值得探讨的是，在刚才提到的反馈调整环节里，通货膨胀究竟是最终变量，还是中间变量？金融界普遍认为，用广义货币M2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衡量货币扩张或收缩程度。实际上，真正的货币供应量是比较复杂的变量，不太容易直接观察，M2和真正货币扩张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准确。不少人往往误解为M2是最终目标，而实际上，M2只是中间变量，并非最终目标。
作为货币政策反馈的信号，通货膨胀究竟是中间目标还是最终变量？价格型通货膨胀肯定是一个反馈变量，但可能综合性不够，需用其他变量补充，或扩展该变量的概念使其能够适用。在美国本次大选中，拜登批评特朗普，用词是“costofliving”，意思是特朗普说经济搞得挺好的，但其实美国人的生活成本提高了，生活水平也有所恶化。我认为，这个词跟货币政策的反馈变量意思相近。生活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如果挣了一定的钱，该数量的收入能购买到什么样的生活水平，这涉及到价格变化。如果东西贵了，能买到的东西就少了。二是通过多少的劳动时间和多大的劳动强度，能够挣到特定的收入。即工作是变得十分艰辛疲惫、还是比较从容轻松，甚至工作很愉快就能挣到钱了？比如是不是加班加点，是不是有休假，上下班交通占用的时间是不是很长，等等。
从最终变量和中间变量的角度，我们需关心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真实收入是多少，因为真实收入跟名义收入有差别。二是用可比的同等收入，能购买到什么样的一篮子商品与服务。通货膨胀在数学上的表达历来都是纵向比，即时间序列纵向比，与前一年比，结构变化不太大，所以数学表达上还是很严格的。但如果结构发生非常大变化，这种比较是否仍合适？三是换取同等实际收入的劳动付出强度如何，这跟劳动强度和时间有关。
从上述几个角度看，作为货币政策的反馈变量，通货膨胀指标还可从更综合、更丰富的角度进行考量。首先，从长周期看，科技等带来的价格变化很大。比如现场使用的投屏，过去的价格可能不可想象，但现在价格可承受，包括我们家庭的电视、手机、计算机，价格下降都非常快，这都是科技带来的变化。其次，教育、养老和医疗等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价格也发生了非常大变化。第三，全球人口激增、城镇化进程等，导致城市土地短缺，土地价格大幅上涨，住房价格变化较大，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物价指数里反映这一变化，争议较大。
传统通胀度量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争议和挑战。
第一，当前的物价指数型通货膨胀较少的包含资产价格，可能带来了一定的失真，特别是在长时期比较中的失真。与以前相比，目前家庭、居民或者说消费者在支出篮子里必须考虑对养老的支出、对医疗的支出。大家都知道生命的最后一段很可能是花钱最多的阶段。需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投资，缴纳医疗保险或者为医疗存钱。如果资产价格变贵了，说明养老金未来的投资回报就会降低，就要花更多的钱才能达到原来设想的养老水平。因此，这算不算是一种通货膨胀，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纽联储上一任主席WilliamDudley（他是2009年接任TimGeithner担任纽联储主席，整个危机十年的过程中他都是纽联储主席，也是G30的成员）。Dudley近期在讨论疫情和当前宽松政策的时候指出，“当利率长期维持低水平时，该（宽松）政策会适得其反。在美国，货币刺激已经将债券及股票价格推至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未来的回报率必然会更低。假设估值稳定，未来十年的预期股票收益率可能不超过5%或6%。十年期美国国债0.7%的收益率甚至无法补偿预期通货膨胀率。结果就是，人们必须增加储蓄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无论是安全退休还是供孩子读大学。消费支出会变得更少。即使人们现在不存钱，低回报率也最终会造成损失。例如，州和地方养老基金的钱将不足以履行养老金支付义务。为了弥补差额，官员们将不得不提高税收或削减养老金领取者的福利。任何一种行动都会使人们变得更穷，从而压低消费者支出和经济增长”。这说明我们的支出篮子需要包括一部分对未来的投资。这一投资有可能变得更贵了，贵的原因可能跟当前资产价格水平有关系。
考虑到住房变贵了，我们在通胀指标中需要逐步把住房包括进去。最初，住房不计入通货膨胀，后来租房的部分计入物价指数，但是自住房不包括，再后来人们主张将自住房比照租房的价格纳入通货膨胀。虽然通货膨胀逐步开始纳入住房的因素，但纳入的比重远远低于大家实际支出篮子里对住房所承担的负担。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物价指数都注重年度的，而住房因素在年度里不太好准确反映，涉及到长期投资的问题。至于Dudley提到的医疗和养老等问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深入研究。
第二，以什么样的收入作为计算通货膨胀的支出篮子。目前的做法都是用可支配收入作为计算通货膨胀的支出篮子。劳动报酬拿到手之前需要缴税，一些养老金是扣除的。中国对养老金的扣除过去是20%+8%，包括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2019年统筹的部分调到了16%，也就是16%+8%。这是很大的一个比重，但这是在可支配收入之外的。另外，对于医疗各个国家处理的不一样。中国大病保险在可支配收入之内，但有些强制性健康保险可能在可支配收入之外，但也是必须花的钱。再有，我们有一些公共消费，特别是教育。教育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些东西是公费的，所以就没有在可支配收入之内。可支配收入对应的是常规的经常性商品与服务，特别是食品、日用品等等，这些东西确实没有怎么涨价，甚至还降价了。但是在篮子以外的东西也是需要支出的，无论是税前支出的，还是某种制度要求支出的。居民可能认为不是自己花的钱，是政府花的钱，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也在劳动所得里，只不过是事前扣除了。如果这部分东西变贵了，但是没有算进去，会不会产生低估通货膨胀的情况？这一部分的比例确实比较大，中国的养老金比重比较大。在美国，医疗的比重大，医疗保健总支出占GDP的17%-18%，这是很大的比重，比食品、汽车都大得多。因此，其中有一些可能没有计入可支配收入的篮子里。有人问，如果让财政多承担一些，多给大家补贴一些，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从中长期来看，财政也是需要平衡的，财政的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当前用财政赤字的办法补了当前的教育、医疗或者养老，那么未来就需要加税或带来通货膨胀。居民和消费者应该意识到，“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价格的变动最终也是要承担的。因此，过去的可支配收入的篮子有可能会带来某种度量上的缺陷，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从货币政策的反馈环来看，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并不是用当期通货膨胀数据来调节货币供应量，而是用通货膨胀预期，因此要重视通胀预期的作用。通胀预期究竟怎么形成的？是不是大家看了CPI或GDP平减指数的数据，推算出未来的通货膨胀？实际上，通胀预期可能包含了居民家庭对于养老、医疗、教育和公共性支出成本的变动趋势。在政府收入里，约80%的收入都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其实另外20%左右也是公共服务，比如国防，虽然老百姓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也是居民享用的公共服务。因此，通货膨胀的支出篮子还是很重要的。
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劳动者是否知道自己的劳动报酬是多少。可支配收入之外还有一些是劳动报酬，但是事先扣掉了，到底扣掉多少，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而且不同行业不一样。比如开出租车的个体，个体司机对毛收入是清晰的，也知道汽车的折旧成本。如果是租来的折旧就是“分子钱”，如果是自己买的就是汽车的折旧。此外扣除汽油、保养、年检，还有零部件的维修支出之后就是净收入。在知道自己净收入的情况下，扣除社保和各种费用就可以计算可支配收入。美国的私人农场也容易计算净收入，农产品卖了多少钱，再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的花费。但是绝大多数复杂行业，比如公司职员，并不知道自己的劳动报酬应该是多少，这些人基本上是靠横向比较。总之，衡量居民支出的篮子如果选的不一样，得出的度量会产生差别。可支配收入之外的东西价格上涨得越多造成的差异越大。
第三，劳动付出的度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劳动的时间、强度、通勤、是否加班、休假怎么样，这些也是需要度量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个是在当前职场竞争的情况下，跟上一辈人，或者上上一辈人相比，个人对于教育、技能培训和学习方面的投资要大幅度增加。这方面如果投资不够可能就竞争不到好的工作岗位。另一个是休闲，经济学里认为休闲能产生效用。休闲往往是和劳动是互补的。工作强度越多，占用的时间越多，休闲的时间越少。
第四，可比性（基准和参照系）问题。过去物价指数是纵向比，这也带来一定的问题。例如，科技发展导致电子信息、IT等相关产品按摩尔定律计算的价格下降地非常厉害，可能对物价指数走低或负调整的贡献率较大。如何在通货膨胀中计算科技进步值得研究。另外，代际的结构性变化会非常剧烈。2019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7.3岁，在新兴市场国家是比较高的，预期未来还会更高，但1949年时预期寿命仅有35岁。从寿命会引出养老金的通胀问题。过去男同志60岁退休，女同志55岁甚至50岁退休，其养老金不管是通过统筹还是个人账户，还是像美国401K，用几十年的积累去支持10年左右的养老金就足够。但现在寿命延长，退休后要活20年甚至更长，需投资的量也产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未反映在时间序列纵向比的计算中，因此有些基准、参数或参照系需调整。这个调整可能带来更大影响，其中之一是通货膨胀预期。如果未来通货膨胀和消费者行为主要取决于通货膨胀预期，那么就难说目前物价指数公式和规律表达是准确的，但消费者预期又不完全建立在公式基础上，这个要加以解决。
总之，我借今天的机会讲了当前宏观经济面临挑战中一个小的方面，即通货膨胀的概念和度量在当前的适用性。为什么隔了几十年，通货膨胀的概念和度量会出现很大变化呢？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预期寿命、就业竞争、财政平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财政占GDP的比重不高，往往有能力解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问题。但未来财政可能难以持续，居民支出结构必须做出调整才能加以解决。第二，科技变化非常大，以至于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跟几十年以前不好比，比较后的数字没有意义。第三，由于城镇化、人口等原因，土地价格变化非常之大，这些因素在通货膨胀度量没有充分考虑。第四，公共服务变贵了很多。当然变贵也有原因，过去教育只管小学教育，现在是九年制，未来可能中学全管，再往后可能管得更多。这些变化在中长期周期的视角下可能相当的剧烈，以至于传统的方法可能会受到挑战。这些变化最后反映到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人们在通货膨胀预期基础上的行为，包括他们的支出行为的变化需要做一些细致、深入的研究，以便对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预期及居民的支出行为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我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这个题目，希望对学会年会和论坛年会提供参考，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现场文字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
以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新发展格局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在“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的演讲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尊敬的周小川会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
大家上午好！
首先，衷心感谢大家出席本届年会，感谢大家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对人民银行和中国金融学会工作的帮助和大力支持。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也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并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导方针，也是未来一段时期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根本遵循。
下面我想就以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新发展格局谈几点认识。
一、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国内国际循环、经济与金融的全方位统筹，事关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立足更加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通过改革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构建开放的、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商品、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跨境流动和全球化配置，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是过去几十年中世界经济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各国专业化分工程度上升，提高了全球劳动生产率。经典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基于本国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推动比较优势向更高级别动态转换，可提升经济增长和贸易福利，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共赢。近年来，全球共同面临经济增长减速、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抗击新冠疫情，更需要全球的合作。在重大危机面前，没有谁能独善其身，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需要同舟共济，共同发展。
从我国当前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看，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发挥好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作用。从国际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未来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将更加复杂。近年来民粹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升级、逆全球化思潮沉渣泛起，实际上反映了那些无力解决国内结构性问题而试图向国际转移矛盾的“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心态。近日，中国等15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彰显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是加快构建双循环的重要举措，是对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有力回击。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可为国内企业发展集聚更多资源、提供更大空间，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以金融高水平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积聚风险。扩大金融业开放将为中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和更加健康的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巨大动能。
通过高水平开放引进更多国内外优质金融资源参与国内大循环。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从需求侧看，要全面促进消费，提高居民收入和保障人民生活是重要的着眼点。可通过金融开放，加强国内金融体系、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规则与国际的对接，允许外资深度参与国内资管市场，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渠道。同时，可引入更多金融机构和专业投资者参与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提高养老金投资管理水平，扩大居民养老资产选择范围，分散投资风险，解决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养老金不足问题。从供给侧看，我国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有待提升，经济循环还存在堵点，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区域间产业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然存在。以金融开放为契机，构建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可更好发挥金融的定价功能、风险分散功能和服务功能，利用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各类资金有效参与国内大循环。
通过金融开放为经济主体参与国际循环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一方面，提高金融支持贸易发展的效能。对外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进载体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成本优势减弱情况下，应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简化跨境人民币和外汇管理业务流程，同时以市场化方式，引导银行、保险等各类内外资金融机构优化外贸金融服务，充分发挥进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便利企业管理风险，降低融资、汇兑成本。另一方面，完善金融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服务体系。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但在形成完整产业链、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占比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通过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提高利用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的能力，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全球统一的授信、营销、管理和服务体系，有助于拓宽企业“走出去”融资渠道，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在新发展格局下优化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通过高水平开放推动金融改革向纵深推进，提升金融体系发展质量和风险应对能力。扩大金融开放，有利于引入多元化经营模式、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借鉴吸收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性安排，促进合理竞争，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机构服务水平，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效能；有利于向国际高标准看齐，完善金融监管和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扩大开放，提高金融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完善外部监管和约束，从根本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三、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要求，一行两会集中宣布了50多条开放措施，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重要进展。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要求不断放宽；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配套的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不断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打乱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节奏。今年以来，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等外资金融机构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美国运通在我国境内发起设立的合资公司取得了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全球三大债券指数中，中国债券已先后纳入彭博巴克莱和摩根大通指数，纳入富时罗素指数也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外资对中国债券的投资热情持续增强。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会同相关部门，遵循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自主开放。
一是推动金融业系统化、制度化开放。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外资进入国内市场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发挥内外资金融机构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作用，为参与内外循环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在维护和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上，通过促进规则变革和优化制度供给安排，形成能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开放新体制。
二是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实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国家发展战略为突破口，顺应国际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按照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扩大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境内债券和股票，优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安排，提升资本市场流动性和定价效率。
三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进一步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支持政策，增强人民币在对外贸易、投融资、金融市场交易等方面的吸引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快外汇市场建设和对外开放。深化货币合作，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和人民币清算行安排，提高人民币清算效率。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四是促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金融合作空间。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全开放、多元、市场化投融资体系，提高“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水平。
五是完善与全面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协同推进金融业开放、人民币可自由使用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建设更宽领域的金融安全网，夯实风险防控的体制机制基础。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加强行为监管，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加强跨境监管和处置合作，防范跨境监管套利和风险传递。广泛应用高新技术提升监管效率和风险防控的有效性。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十四五”时期发展作出全面规划，擘画了2035年的远景目标。从明年起，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需要我国理论界、政策层和市场参与者共同努力，推进新发展格局下的理论和政策创新，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期待明年与大家有更多有益的交流和合作。
谢谢大家！
“十四五”时期新发展格局与外汇管理改革开放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郑薇在“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的演讲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尊敬的周小川会长，尊敬的各位来宾、专家学者：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盛会，受潘功胜局长的委托，我代表外汇局对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和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按照这次年会主题，我就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相关问题做一个汇报和交流。
一、40年来外汇管理有效服务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历程
外汇市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的前沿和门户。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外汇管理改革始终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高效集约配置和使用外汇资源，为不同时期经济建设发展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外汇管理改革开放紧密服务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引入国际资本推动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外汇管理坚持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不断适应我国要素禀赋优势变化。1994年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制度，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实现并轨，建立银行结售汇制度和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为人民币可兑换打下了坚实基础。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取消所有经常项目对外支付和转移限制。外汇管理市场化改革成为涉外经贸改革的先手棋，为2000年我国签署入世协定奠定了基础。新世纪以来，按照“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证券，先机构后个人”思路，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大幅提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大类、40项资本项目的开放标准，我国已有37项实现不同程度的开放。人民币可兑换进程推动了我国外汇管理方式深刻变化，逐渐从“宽进严出”转向“均衡管理”，从重事前审批转向重事中事后监管，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渐增强。
二是我国经历了从外汇短缺到总体平衡的深刻变化。外汇短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都面临外汇短缺的硬约束。1980年我国对外公布的外汇储备为-12.96亿美元。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奠定了我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长期保持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局面，外汇储备快速增长。2006年2月，外汇储备规模达到8536.72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20年，我国先后经历了两轮外汇市场的调整周期。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基本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当前我国已告别外汇短缺格局，进入到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基本平衡的新阶段。
三是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新发展格局正在逐渐成型。大国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国际市场和外循环，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水岭，我国外部环境和要素禀赋优势发生了改变，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在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明显开始减弱，经济的内外循环格局逐步发生了深刻变化。2007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由66%下降到约32%，经常项目顺差同GDP的比例由9.9%降到了2%以内。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的顺差是1707亿美元，和同期GDP之比是1.7%，继续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2008年以来，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有7个年份超过了100%。国内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经济正在向国内大循环为主开始转变。
二、深刻把握“十四五”时期新发展格局下外汇改革开放的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的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Ο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谋划新发展阶段我国外汇管理改革的根本遵循，也更明确了改革完善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的逻辑主线。
一是从大国经济的角度准确把握“双循环”深刻内涵，突出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利用外循环上的优势。我国经济发展过去长期依赖国际大市场的需求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外汇，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当前我国已经具备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大国经济的优势是内部可循环，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需求和资源。“十四五”时期，要充分利用我国储蓄率较高的优势，强化国内金融体系的投融资作用，畅通金融要素的国内大循环。同时要顺势而为，促进本外币一体化，建设以人民币资产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中心。
二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发挥金融在服务业开放中的关键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这就需要加快服务业发展，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也需逐渐从以制造业为主向扩大服务业开放转变。要以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为重点，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发展，推动外汇管理从服务贸易投资到支持消费和金融、从服务第二产业到支持第三产业转型，在更多领域推进高水平开放，更好服务于“双循环”发展大局。
三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双循环，在坚持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要继续用好国际大循环。外汇领域要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国际规则和惯例，着力增加长期性、制度性的有效政策供给，充分满足市场主体配置外汇资源的需要。要在银行、保险、证券、资管等领域引入更多高水平国际竞争者，支持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双向开放，加快高水平金融法律的供给，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四是在推动“双循环”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提升开放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发展格局下要注意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更加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从制度上完善应对外部冲击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要坚持协调宏观逆周期和微观跨周期的关系。微观保市场健康有序，宏观保资本流动平衡，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目标就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三、加快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
“十四五”时期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外汇管理部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金融改革开放任务落实到位，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中国发展战略需要，研究推进新的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举措，服务新发展格局。
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一是全面放宽直接投资领域外资准入，切实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落实和推动签署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创新直接投资方式，推进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外汇管理方式改革，更好满足市场主体的跨境投资需求。二是推动跨境融资交易和汇兑环节统一协调，制订私募投资基金跨境投资的政策框架，实现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加行业负面清单的管理，提升跨境融资便利化水平。三是加快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推动实现符合国际惯例的证券投资开放政策，常态化地发放QDII额度，实施“跨境理财通”试点，整合金融市场开放渠道。中长期来看，在符合“三反”的前提下，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及高风险领域的交易外，实现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基本自由，建立健全个人跨境资本交易的管理制度，满足个人对外投资和用汇的合理需求。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外汇管理新体制。一是促进高水平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外汇管理方式从事前审查全面转向事后核查，推动实现高效、安全、低成本的跨境贸易结算。推进以风险评估为导向完善贸易主体分类管理，形成“越合规越自主”“越诚信越便利”的良性循环。二是实现高水平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全面放宽和取消跨境投融资的规模和资金使用等限制，扩大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这项工作已经落地。三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支持“一带一路”企业贸易结算便利化，优化外汇账户，助力企业“走出去”。四是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五是建设开放多元、功能健全的外汇市场，统筹发展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提升境内市场国际影响力和金融机构全球参与度。
进一步提升开放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一是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宏观审慎方面着力防止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微观监管方面着力维护外汇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活动。二是推进科技赋能“数字外管”和“安全外管”建设，构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提升跨境区块链平台服务外汇收支和跨境融资能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三是完善金融开放领域法律体系，推动外汇管理条例修订，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加强国内跨部门、国际跨境监管合作。
继续深化金融外汇领域的改革和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和支持外汇管理的各项工作。
最后，预祝年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